用冷漠對待別人的悲劇嗎???－－我說：《我要活著！》
今早高資敏從美國傳來他寫的感受，看完之後不禁要問：我們要＂冷漠＂對待別人的悲劇嗎？
高醫生說：
為寃死者伸寃儘是辛酸 ！
為寃死者伸寃儘是辛酸 ！
11月9日，博客思出版社航郵寄達我的新著「我要活着！」。我正在欣賞封面設計。底色介乎淺藍與淡綠之間，封面畫着粉紅的腦，先有起伏腦波。封底則是再現一串腦波，就此靜止。粉紅的心，畫上休止的直線。這是示意人在「腦死」後，心跳必隨之停止的不可逆死亡過程。鮮紅的幾點濺血是象徵着開刀摘取器官…。
就在這時刻，電話鈴響了。「資敏，你記得今天是張純如（按「南京大屠殺」一書的著者）舉槍自殺的日子」。一位作家協會的朋友來電。我答「就是13年前的今天嗎？我沒記她的忌日，但我永遠不會忘記她…」。
張純如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。她在三十歲就勇敢著書揭發了南京大屠殺的残酷事實。她說：「我要將遇難者從被遺忘中拯救回來，替那些暗啞無言者呼喊。」我蠻熟悉的專欄作家George Will做此評論：「對大屠殺的遺忘，等同第二次殺戮」。當年這本「南京大屠殺」，很快上了紐約時報暢销書排行榜。
極其可悪，日本右翼分子開始侮蔑她，誣指她虛構杜撰，他們宣稱日軍只殺了幾千人。張純如怒斥這些無恥耍賴：「無論殺100個，還是1000個，只要殺一個人，就是殺人! 」。但現實是死者不語，家族大多處於窮困，或不願再提悲慘往事。那些加害者的聲音卻持續不絕。最後，張純如心身神耗絕。在應是風華正茂的37歲舉槍自盡。
最初啟發她執筆此悲慘史實，源自一本「魏特琳日記」。魏特琳（W. Vantrin）傳教士，是南京金陵女子大學的校長。她在南京目睹日軍的大屠殺，她也竭力拯救了成千上萬的中國人。在她寫了最後一頁日記，停筆一個月後，在家中開啓瓦斯自殺。
為什麽她們如此傑出竟同樣悲慘自盡結束一生？在眾人憐憫嘆息中，原因仍是眾說紛紜。
由於長期為昏迷中，被摘取器官而寃死的人致力伸寃，我有着很深邃的感受。長期間經常夜半因噩夢而驚醒。我在書中登載的悼亡詩，有句：「我彷彿看到你對人世眷念的最後眼神 唉，那年 你只23歲」，這是夢的瞬間映象。他們寃死了，而促成他們寃死的人仍活在世界，其中有人登峰萬人之上，他們還在積極謀取未腦死者的器官；而寃死者當然無聲，他們的家人或不知情或有難言苦衷而默無一言。面對此悲悽無奈，雖然令我沮喪，但尚不致厭世。真正讓我感受到這世間活下去，也了無意義的是：「傍觀眾人的泠漠，對這麽多人的寃死，竟然多數人不願投注一絲一縷的關注」。魏特琳和張純如二人應有類似深切感傷。
張純如被記者問到「南京大屠殺」，為何中國人並沒有那麽積極追究？聽她認真努力的答覆，我依稀看到她堅毅的眼神，頓然呈現了幾分落寞。純如是在美國生長，她很難了解，為什麽猶太人要尋找出每一位被德國納粹殺害的猶太人的名字，70年來天涯海角絕對要緝拿凶手到案，而中國人竟是那麽冷漠，似是事不關己？
純如書中提到一段惨絕人寰的情景:「…有一位孕婦拼命反抗，沒有人過去幇她，最後，那個日兵將她殺死，再用刺刀剖開了她的肚子，不僅扯出了她的腸子，甚至將蠕動的胎兒也挑了出來」。
當然，純如很難瞭解活着的中國人目睹或瞭解此情此景，為什麽只會嘆息，之後就那麽冷漠無情？
在我書中「附錄一」，李璧如記者的專訪，錄了我舊作的二節句子。舊作是我在和張純如自殺的相同年齡所寫下的:
「百年來的中國近代史是一頁一頁的悲劇，多少青年拋了頭顱，灑了熱血，但中國的春天總只是在年輕人的夢裡飛揚。」
「沒有愉快的中國人住在那裡，祖國的山河也在哭泣。」
百餘年來，內戰外侮，中國老百姓血流成河，而如雨的淚也涸了。應是當時的中國人已到了至悲無言，哀莫大於心死了。
無論如何，南京大屠殺，絕不應因張純如的自盡，而再沉寂。2017年8月NHK終於掙脫日本右翼份子的壓制，廣播了731部隊的悪行（本書頁240）。中國人該考慮建造南京大屠殺紀念碑，將所有能尋找到的被殺戳的同胞名字刻上，了卻張純如的許願:「我要將遇難者從被遺忘中拯救回來」。
回到現實，在台灣我們所致力，為眾多還活着就被摘器官而死的人伸寃。同樣，台灣人對此無辜喪命慘事的冷漠，也令人極端沮喪。似乎很少人會領悟到，冷漠面對他人生命的悲劇，到頭來自己的生命也無人尊重。除此，這些被犠牲者的姓名全被封鎖，人們也就很難去思念他們曾經活着。這痛定思痛，也是猶太人要致力找尋蒙難者的姓名及生平的理由。醫院不透露姓名，理由是病患的隱私。其實，他們並不是接受醫療的「病人」，而是因器捐被謀害的「死者」。
或許有人認為日兵的刺刀剖腹扯腸才是残忍。事實上，未腦死者，意識仍會存在，只是無法發聲，無法動彈。剖腹一刀刀割取器官。且與親人下一瞬間即要永遠别離，那種恐懼，沒有任何人能承受的。或許有人說是死於醫生之手，總比死於日兵之手甘願。此也未必然。因為寃死病人是前來求醫治，只因是屬弱勢族群，竟亡命於橫奪器官的醫師刀下。其心中至怨至恨，豈是外人所能体會？
現在的日本右翼仍掌控政局。甫於年初日本APA飯店將否認南京大屠殺的宣傳書藉放置於客房内，引起中國嚴厲譴責。但社長仍拒絕撤書，並訕笑「你們幾個月後就會忘記 ! 」。2014年台灣台大醫院柯文哲醫師等所著論文，暴露了「自沒有腦死者摘取器官以擴大器管供應源」。當時，也有醫界領袖嘲諷，過了選舉，就沒有人提了。這種以活人做為器捐，而喪其生命，在法治國家都必定會依法偵辦。但在台灣是一片渾然靜默。更令人憂心的事，衛福部已將腦死判斷要件的昏迷指数升到4分及5分，是病人還活着就可准予做「腦死測定」而成為「器捐者」。該部最近又突聲明「無心跳5分鐘可器捐，即日上路」，並自稱是「亜洲第一個」。台灣就將成為全球最可輕率摘取器官的王國了。
被殺者已死寂，而殺人者則更囂張。南京大屠殺、日本731部隊都是為帝國勝利而殺人。台灣威權醫師摘取昏迷活人的器官，則是為救治更重要的生命。當然也就趾高氣揚，不可一世。
自2014年器官爭議，柯文哲醫師粗聲駡質疑者「很沒品他媽的」，但對所質疑的問題:「自沒有腦者摘取器官，而使他們死亡，有沒有違逆醫學倫理？有否觸犯刑法？」。他欠國人一個明確的答覆。
他的答覆不該再是「愚人的問題智者無法答」（柯語錄第16則），因為愚人和智者的生命都必須受同等尊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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